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1924），罪疚感源于克服较早的肛门施虐阶段中的食人（也就是攻击）冲动。这发生在一个比弗洛伊德所推断的更早阶段，但是他并未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做出区别。费伦齐也没有关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罪疚感的本质中有某些部分源于肛门期，他的结论是可能存在一种超我的生理预兆（physiological precursor）。他称之为“括约肌道德感”（sphincter-morality）。【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 1925，第267页）。】
恩斯特·琼斯（1929）曾研究过恨、恐惧与罪疚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罪疚感的发展区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称第一个阶段为罪疚感的“前邪恶期”（pre-nefarious stage）。他把这一阶段与超我发展过程中“施虐的前性器期”（sadistic pre-genital stages）相联结，并且主张罪疚感“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恨的冲动”；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罪疚感的阶段，它的功能是要保护个体免于外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