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西晋时撰成《三国志》，时人评价它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4]这是指出了《三国志》在当时的影响。所谓“有益风化”，是讲它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好的影响。陈寿是提倡“名教”即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很突出的史家，这是“风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陈寿所写的三国人物，在治身治世方面，确给后人很多启示，自唐宋以下三国故事广泛流传而经久不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陈寿写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写荀攸、贾诩“算无遗策，经达权变”；[15]写周瑜、鲁肃是“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奇才”，写吕蒙的“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16]；写陆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是“社稷之臣”[17]，等等，都写得令人掩卷长思。陈寿出于蜀而后臣于晋，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蜀国的历史和人物，而于诸葛亮的传记写得尤为认真、精彩，他在传后评论诸葛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