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2]
重温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就越发认识到郭沫若在本书提出“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哪儿开幕”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导论之后第一、二篇的篇名分别是：《〈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作者通过对《易》、《诗》、《书》这“六经”中的“三经”的研究，得到如下的结论：“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这两个变革的痕迹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13]作者在论证这两个“变革”的过程中，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如生产状况、婚姻与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社会结构、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等。这样的论证，也反映在本书的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当中。对于这些具体的论证，亦如上文所说，作者后来也做了不少修正或补充，“逐步地加以清算”，“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14]。然而，本书的历史价值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从作者对于《易》、《诗》、《书》的分析，它们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光环，都被唯物史观之光驱除净尽，它们不过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一些记录罢了。不论是“《六经》皆史”也好，还是“古史皆经”也好，它们所构筑起来的中国古老史学的殿堂，终于被唯物史观的光芒照亮，现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和真正的价值。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正其本而清其源的艰巨工程，正是这个工程，成了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坦途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