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物考古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向西流布。
据陈国符先生《道教源流考》中的统计，敦煌石室所藏古籍写本中，道教经卷达375件之多，虽然大量的是唐代写本，但也有六朝写本。张风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还收录了一枚斯坦因在敦煌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天师符木简，虽无书写年号，但从字迹及木简可以推定，至迟不会晚于西晋[23]。敦煌乃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来往商旅必经于此。石室藏书和木简的发现，表明两晋之时，道教在敦煌的流行。而由敦煌西传，则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1960年，在发掘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时，于编号为303墓室门洞内，发现一纸道教符箓，纸长27.5厘米、宽10厘米，折成长2.5厘米、宽2厘米的小块缝于绢囊之中。符纸分为三部分，上方是一位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的朱绘天神，中间为若黄字之符，下是四行咒文，虽难以全识，但仍可辨出一些文字，其中有“天帝神”“煞百子死鬼”“后必道不得来近、护令”“急急如律令也”，等等[24]。据同时出土的墓志记载，该墓主人为高昌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埋葬时间为麹氏高昌和平元年（551年），为南北朝后期。天帝、煞百鬼、急急如律令等均属道教符箓常用语，在道教经典上可以经常看到；墓主人又为高昌人，而非过往行人；这一纸符箓也不是偶然掺入墓地，而是精心叠折，缝入绢囊，作为死者佩符所随葬，那就证明在高昌地区已有道教流播，并拥有众多信徒。麹氏高昌割据立国160余年，直到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才统一于唐朝，其间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文字，信仰祆教、佛教。道教在高昌的流播，说明南北朝道教至少已在西域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