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原来的文学创作机构只有一个，这就是边区文协，驻会的作家也只有三五名。后来成立了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驻会的作家就多起来了。它颇有些像后来的作家协会类似的组织。当时，“文抗”里有从大后方来的作家，有从前方回来的作家，真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我从前方回到延安以后，组织上把我安排在“文抗”搞专业创作，住在“文抗”的蓝家坪窑洞。我的新邻居是大诗人艾青。他早年在法国留过学，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的诗《火把》和《向太阳》，在文坛上影响很大，我也非常喜欢。艾青的为人却很谦虚幽默，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下围棋，不计较输赢。有一次我到他的窑洞里去聊天，恰好他那里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四十岁左右年纪，长得高大魁梧，满面红光。他总是和颜悦色，显得很有修养。艾青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彭真同志，他刚从晋察冀边区回来。”
我一下子想起来和我们一起过同蒲路封锁线的那位姓彭的大干部，恍然大悟，那恐怕就是彭真同志了。他回延安是准备参加中共的七大会议的，后来会议延期了，他就留在了延安，担任延安中央党校的校长。我和彭真同志握握手，我又多认识了一位中央首长。这时，彭真同志热情地对我说：“抗战以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作家多起来了，到敌后根据地的也不少。我听说最近中央要请客，专门请作家们去谈谈心。今天，我先找机会来看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