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国教育学教材及著作的引进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外国教育学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随着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各级师范院校教育系正常教学工作的恢复与开展，为满足教学急需，教育学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恢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委师范司教材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等就已相继组织系列学术会议，涉及教育学教材建设相关问题的讨论。1982年第5期《教育研究》专设教育学教材研究专栏，为学者们思考和探索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平台。在这种活跃、求真的学术氛围下，我国出版了改革开放后教学急需的首批教育学教材，如1979年出版的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和1980年华中师大等五校合编的《教育学》,这本合编教材后由王道俊和王汉澜进行了大幅修改，于1988年出版了新
编本的第1版，现今已出版第7版，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材。其后，又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教育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于教育学教材的恢复、重建以及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早期教材并没有实质突破学苏探索阶段的教材编写状况，内容体系仍仿效凯洛夫的《教育学》,既未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也未联系实际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