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变形又在于他的性情，言行前后不一，观念因时而变，不具备与年龄相符的渐进性。1750年前，他创作戏剧诗歌，文辞优雅、情感真挚，认同科学的价值，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他却成了科学艺术的批判者。他和特蕾兹育有五个孩子，都被送往育婴院，但他在文字里关怀儿童成长，对待身边的小孩和蔼可亲。青年卢梭渴望文学共和国的名利，1766年后却拒绝公共交往。对于医生，他恨之入骨，却时常研究医学，种植药用植物，并与医生往来不断。同代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后代人的解读聚讼纷纭，自启蒙运动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政治辩论与思想对抗中，他的形象变幻不定，批评与赞扬之间有难以化解的障碍，理智上不能，情感上也不能。卢梭问题最需要澄清时，研究语境混乱，学术政治化，而有足够的研究基础后，党派之争平息，卢梭已远离争端。对于外国人，这是开拓的机会，以旁观的视野追踪卢梭的历史命运和法国革命暴力的起源，从中发现社会动荡与人心惶恐的因果关系，这是历史批判的目标。
为什么以“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题
自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来，学术积累足以突破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卢梭问题的左右，重新发现卢梭的意义：生存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风格？他是启蒙的还是反启蒙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研究界在卢梭问题上为什么没有共同的话语？法国索邦大学的卢梭研究会（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诺（Tanguy L'Aminot）的领导下尽力收录各国研究，他们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义的卢梭，还是民族意义的卢梭？是现代学术化的卢梭，还是作为旧制度变革者的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