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罗易与鲍罗廷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鲍罗廷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而不是离开或者推翻国民党中央；必须抑制工农运动，工人纠察队必须解除武装，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胜利。罗易则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已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群众起来推翻他们，实行工农民主独裁。蔡和森对他们二人分歧的印象是：“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在“原则”和“办法”的分歧面前，中共中央选择了鲍罗廷的“办法”。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工人政治行动决议案》和《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两个文件，前者规定政治停工须得总工会令，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非得政府令，商店不得停市；非得政府令，工会不得拘捕、审判非工人。后者提出，必须切实矫正湖南农运中的幼稚行为。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认为还不能立即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必须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联手反对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决议实行策略性退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农民运动策略大纲》，一方面认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急剧冲突，是革命发展的必然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同时又批评农民运动中的“无组织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罚款等，都带有中国原始的平民暴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