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书面语言、数字和运算，以及其他形式的可视化和半永久符号，那些造就了活跃的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群体的文化将是无法想象的。同时，那些处于没有创造和目前尚未掌握上述任何一类图形符号文化下的个体，当下并不能从事此类活动。这清楚地表明，很多最为复杂和精制的人类认知过程实际上是文化建构和历史建构的集合。这同时也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些其他的人类认知成就是一类协同演化的混合物。我们的观点是，很多人类语言的复合物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建立在一般认知过程的基础上，但却具有文化建构的实体体现（Tomasello，2008）。
理论上，我们的整个假设似乎仅适用于一类具体着眼于合作和交流的模块化思维，而非一般性的人类思维［参见斯佩贝尔（Sperber，1994），对该问题的一些解释］。但事情并非如此。人类独特思维的构成成分，包括视角性和客观性表征、递归和反思性推理、规范性自我监控，并不是在人类没有从事合作或交流活动时就不再发生作用。相反，它们构成了除感知-运动活动之外人类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的基础。这样，人类会在很多情境下使用递归推理，包括在他们语言的语法结构中、交流背景下的读心过程中、数学和音乐中（这里仅列出了最为明显的例子）。人类针对一切事情的思维，甚至包括独自的空想，都会使用视角性和客观性表征。无论何时（实际上是大部分时间里），在关心自己名声的情境下，他们都会进行规范性自我监控。我们这里可能也会回想起关系推理技能（双水平合作的产物，伴随有更广的应用）及想象和假装技能（打手势过程中想象的产物，目前在所有类别的艺术创作中都使用）。合作和交流在我们的叙事中起着关键性激发作用，但它们在认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监控上的作用则基本上延展到所有人类概念性成分所参与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