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实施新政改革也对地方自治思潮在20世纪初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新政改革本身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直接催生了地方自治的具体实践，而且新政过程中兴学堂、派留学的举措还培育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地方自治思想是其新型知识结构的重要内容。例如，20世纪初年留日热潮的兴起与新政直接相关，留日学生是地方自治思想宣传的重要力量，他们创办的许多以省命名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河南》《四川》《江西》《云南》等，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正是由于这些刊物的广泛宣传，使地方自治问题逐渐广为人知，“至确定地方自治之名词，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则近日之风潮也”。
20世纪初年兴起的地方自治思潮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救亡之道。时人以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康有为著《公民自治篇》，认为是否实行地方自治是造成中国与欧美等列强的国势强弱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欧美列强之所以强大，“横于大地，剪灭东方”，是“由于举国之公民，各竭其力，尽其智，自治其乡邑，深固其国本故”；日本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行地方自治而骤强”；俄国虽然与中国同为专制之国，但也“已行地方自治”，其与中国有强弱的差异，是由于实行“地方代治”与“地方自治”的不同结果。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救之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梁启超深以为然，认为“其推重民义，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而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