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重建
法西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个心理转折点。官僚主义停滞不前、领袖崇拜、与希特勒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让许多人越界走上内部异见或反法西斯的道路。无论是在战争期间（1943—1945年），还是战后，知识分子都大量流向了左翼反法西斯政党，包括行动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共产党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当时苏联享有国际威望，而且它采取了与中产阶级进步人士广泛结盟的战略。
在哲学领域，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的《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1945年出版。1947年，殉难的共产主义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1881—1937年）狱中书信问世，随后1948—1951年又有五卷他的狱中札记出版。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它为意大利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提供了弹药，以挑战克罗齐自由主义和新理想主义的持续权威。在艺术方面，马克思主义广泛采用社会承诺、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如在战后的法国)，高举人道主义旗帜，重申已被国际法西斯主义粉碎的人的基本价值。雷纳托·古图索参加了 1944年的抵抗运动，1945年在巴黎与毕加索成为朋友。他早在1940年就加入了秘密的意大利共产党，并越来越多地绘制政治题材的画作，比如以战后占领南方未开垦土地为题材的画作。音乐家路易吉·达拉皮科拉在《种族法》(1938年)时期远离了法西斯主义；他与他的犹太伴侣结婚，并创作了《监狱之歌》(1938—1941年)，含蓄地表达了不同政见。战后，他又创作了独幕剧《囚徒》(1949年)和《自由之歌》(1955年)。罗伯托·罗西里尼曾在1942年为意大利海军拍摄宣传片，1944年秋开始拍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年)，这是剧情片三部曲的第一部，后两部包括《战火》(1946年)和《德意志零年》(1947年)，从反法西斯和左翼天主教的立场描述了战争的社会影响。切萨雷·扎瓦蒂尼在战前以轻喜剧小说和电影剧本作家的身份闻名。在战争期间，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个人危机，从这场危机中，他萌生了观察和向普通人学习的愿望。这成为他自己的新现实主义美学版本的基础(“在大街上、房间里架起摄影机；以永不满足的耐心观看，去教我们自己从人类的基本行为中思考人类”)，也是他与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合作电影的基础，包括《擦鞋童》(1946年)、《偷自行车的人》(1948年)和《风烛泪》(1952年)。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罗马，分别讲述了少年犯的困境、失业带来的绝望以及面临被驱逐的贫困退休公务员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