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观看城市的表面模式——一种把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简化成表象和形式的表面观看——日益主宰了城市。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和安妮·伊格内(Anne Higonnet)在她们收录于《19世纪视觉研究读本》(The Nineteenth Century VisualStudies Reader)的文章里认为：“伴随现代性，一切关系都商品化了，其后果之一就是对视觉表象的高度关注。一旦物品变成商品，它们就展现出刺激消费者欲望和幻想的力量，因为人类劳动被它们凝固和掩饰了。这种刺激力量首先源自商品的感性方面，尤其源自它们的视觉性，而视觉性在商品如何营销、如何展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ohen and Higonnet,“Complex Culture”,15)视觉性——对形式和外观的高度关注——是商品化的结果，它把资本还原成与市场相关的经验领域。但资本的外表是一种虚假的外表，市场(交换)利用它遮蔽了工作日的利润之源。
回到康德那里，我们会发现关于崇高的视觉性的重要表述(总之是一种逐渐定义了美学的主要概念的视觉性):如果我们称大海的景象是崇高的，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像(通常)我们所做的那样以各种各样的知识去填充我们的判断(知识不包含在直接的直观中)。例如，我们有时把它思考为一个广阔的水中生物王国，或者是一个巨大的水库，为的是蒸发水分，在空气中充满云雾以利于田地，或者还是某种要素，它虽然把世界的各部分相互分离开，但却使它们之间的最大协同性成为可能。但是这样的思考提供的只不过是些目的论判断。相反，我们必须像诗人那样，仅仅为亲眼所见所动——在大海安静地被观赏时只觉得大海是一面澄明的水镜，仅与天空相衔接，而当它不平静时则像一个威胁着要吞噬一切的深渊，但却仍能觉得它是崇高的……我们不会回顾肢体为之存有的那些目的的概念，以作为判断的规定根据，也一定不能因是否符合目的影响我们的审美判断(否则就不再是纯粹的审美判断了)……审美的合目的性就是判断力在其自由中的合规律性。(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