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便是孟子最著名的命题，劳心者治于人。
他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滕文公上》）为由，分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引出了一个“天下之道义”：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请注意，这里的“劳心者”，并不等于今口的脑力劳动者或管理人员，而仅仅指统治者而已，是狭义而非广义，不可以引中了。他之所以把“劳心”者摆在上乘的位置上，正是为了伦理社会“秩序”井然有条罢了，为这一秩序再加上一根用来固定的钢筋。这样，英雄（或圣人）在与“天”、与“上”、与“尊”联系在一起时，又可以加上一条“劳心者”的保证。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在其确立伦理史观之际，也仍带有“尊天”思想的尾巴，所以，孔子不语怪力神，却仍免不了说：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愉》）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天生德于予，桓想其如予何！（《述而》）
天之未丧斯文也， 臣人其如予何？（《子罕》）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孟子把天命思想与英雄史观结合在一起，也便有了他的历史循环论：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