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人数反差也见于治《春秋》的学者群。在西汉前120年，相关领域仅仅有两代学者共9人载于史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西汉后90年间可以确认的相关学者跨越四代人，共有18位之众。公羊学出现两家学派还有若干支派。治《榖粱》的学者数目从1人增至11人，开创出四家支派。
治《诗》与《礼》的学派同样得到了发展。在昭帝之前，治这两部经典的学者群都没有产生出超过两代的学者，也没有创立任何一家解经学派。而在西汉后90年，魯诗学产生了三代学人四家派别；而治齐诗的学者则历经四代，创立了四派解经传统；韩诗学者也历经四代，分为三派。治《礼》的学者跨越了四代人，涌现出三派解经传统，这三派之下又创立了若幹支派。
与五经学派的繁盛与学术谱系的扩展相对应，这一时期内的儒生成功地进入了官僚系统的高层充任三公九卿。90 年间，五经学派中的知名学者任丞相者9人，任大司马者2人，位列九卿者23人。① 这一时期内儒生出任高官显宦者数量之多恰与西汉前120年间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