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先生自裁前，已无计可施。计早出尽，有的不听；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无效。至此则身颓而心如死灰，故无计可施。他本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开罪。他在中壮年时期，还在做返回新闻界重操旧业的梦寐。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其所撰述，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到了形势河决鱼烂之际，所有的矛盾纠结缠绕，一时俱来，这并非针对他一个人的业障，但对他的打击较常人更甚千倍万倍。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几十年中布雷先生看过多少更替兴亡，不少他更参与其中。其中必有一个理由，他想解开这个谜，但他实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绝望到也不想再等这个不祥的答案了。
做记者，写政论，他胸怀千载，志吞八荒。掉鞅文坛，所向披靡。其间自有一种气象和坚锐。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终是一位高级幕僚，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他的苦心和见解，从国家大政方针至于人事的协调融和，其迹虽不易见，而其功则不可没。他甘于无名无权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赫赫之功，而实际上贡献不少重要的决策。以一最高级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却到了克勤克俭的地步。程沧波说他像戒律森严的公门中修士，“他在重庆美专校街时，每当傍晚我每从上清寺到他的寓处，晚饭时到，他常留我吃饭，叫佣人加菜。每次是两个盐蛋，这就是当时宪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记者与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