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上述论及“三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展现了他们的另一个特点——敢于进言。但是“三杨”中进言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杨溥的进言多以密奏的形式进行，史载“尝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赐钞币。”朱高炽还钦赐杨溥弘文阁阁印，并且在赐予阁印的同时还嘱咐杨溥，以后有什么建议，就写下用这个印封好交给他就行了，自己对杨溥寄托了很大期望。由此可见，杨溥在当时也是积极进言、敢于直言的，只不过由于其多是采取“密疏言事”的形式，也就使得史书上对于杨溥的进言记载不多。而对于杨荣的进言方式，史书中则有详细的记载，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杨荣并不直言，而是通过暗示、提醒的方式来轻点皇帝，因而他的话也最容易被皇帝接受。杨士奇则是最传统的仗义执言，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如一次在劝谏朱高炽时，朱高炽可能有一些小执着就没同意，而杨士奇坚持多次上书并且等到大半夜，直到“待庭中至夜漏十刻”，朱高炽都看不下去了，同意了杨士奇的提议，这时杨士奇才退下。同时，杨士奇也积极保护朝中那些因直言而被怪罪的大臣，比如在朱高炽监国时曾忤旨的御史舒仲成、“言事不密”的大理卿虞谦、“以言事得罪”的大理少卿弋谦等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言路的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