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 虞云国：《皕宋楼藏书去国原因新探》，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33页。
[90] 除上述顾志兴、虞云国的文章外，来新夏之《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与徐桢基之《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史林》，2007（S1））两文，亦含有此种意思。
余论 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
在正文中，笔者主要是想将庚子救援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其间或有一些议论，但均浅尝辄止。因为若要深入探讨，则必然要对某些背景知识或相关主题进行深度挖掘，而这有可能使得本书主体部分的叙述太过枝蔓，影响全书的整体性。在对庚子救援行动的全部过程进行完整叙述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贯穿于全书主体部分的一些关键词拎出来，进行专门解释或解读。这种解读或有助于深化对庚子救援事件，以及庚子前后中国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第一节 上海的丝业时代
将“丝业”作为第一个关键词，是因为救济善会的创办者，或者说是庚子年整个救援行动最初的推动者陆树藩，其家族产业以丝业为主。陆树藩之父陆心源“在沪开办了缫丝厂，同时办有钱庄”。虞云国因此评论：“湖州本来就盛产蚕丝，以丝厂的盈利来作为钱庄的有力后盾，再以钱庄的游资投入丝厂，作为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应该说，陆心源是颇有经营头脑的。”[1]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陆心源“颇有经营头脑”，更重要的是因为丝业是整个19世纪中后期江浙地区，尤其是浙江湖州地区最为煊赫的行业。湖州尤其是南浔，因业丝而成巨富者比比皆是。南浔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谚，即是以拥资多寡而排列座次：“百万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以上者称牛，三十万以上者称狗。”[2]其中“四象”中的“刘家拥资达2000万元，张家也达1200万”，照此估算，这一丝商群体的资产总额接近六千万，相当于光绪二十年全国产业资本的总额。[3]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聚敛起如此庞大的财富，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但是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4]江浙丝商群体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暴富，与上海开埠有着直接关系。上海开埠前，中国的生丝出口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年出口值“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强”。上海开埠后，中国生丝出口中心迅速转移至上海。道光二十五年，上海、广州共出口生丝约一万余担，其中上海约占一半；到咸丰三年，骤增至五万多担，其中上海占93%。[5]在整个19世纪，茶叶和蚕丝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同治六年这两项占出口总值的九成，光绪二十年仍占五成以上。[6]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光绪十八年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其中，茶叶长期占据第一位，蚕丝占据第二位。同治九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9%，蚕丝占39%；光绪元年，茶叶占53%，蚕丝占36%。[7]光绪十三年，蚕丝取代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物，到光绪二十四年，蚕丝的出口值约为茶叶出口值的2倍。[8]再据英国领事的贸易报告，光绪十六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30.3%，蚕丝占34.9%；光绪十八年，茶叶占25%，蚕丝占37.5%。[9]虽然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道光三十年（1850年），蚕丝占上海出口货物的比重为52%，茶叶为46%；咸丰十年（1860年），蚕丝为66%，茶叶为28%。[10]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四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表示，该年“出口商品总值28303976两，其中1800万两为蚕丝，800万两为茶叶”。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