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犹太传统的表现却似乎不利于我们一直在做的那种推论。如果承认割礼是由摩西引入的一种埃及风俗，那就几乎无异于承认，由摩西传给他们的宗教也是一种埃及宗教。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关于割礼的真实情况也就必然相互矛盾了。
四
在这一点上，我预料我的假设会遭到反对。这种假设把摩西当作一个埃及人置于埃克赫那顿时代。他所做的接收犹太人的决定是由那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环境引起的，这种假设还认为，他传给或强加给他的被保护人的那种宗教是阿顿宗教，实际上是在埃及本土已经土崩瓦解的那种宗教。我预料有人会说，我提出的这种臆测式的构想太自以为是了，对此在这份材料中没有任何根据。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我已经在我的引言中强调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因素；可以说，我已经把这个因素放在了括弧之外，这可以使我省去不少麻烦，以免重复与括弧内每一个项目有关的内容。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几句评价性的话来继续这场讨论。我的假设的核心——即犹太一神教对埃及历史上的一神教事件的依赖性——曾被许多作者猜疑和提到过。在这里我无须引证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说明这种影响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即使在我们看来，这种影响和摩西这个人有联系，除了我们喜爱的那种可能性之外，我们也应该提到某些其他的可能性。千万不要认为官方阿顿宗教的垮台使埃及的这种一神教潮流完全中止了。起源于古老北方的阿顿宗教的祭司们，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且有可能继续将其思想倾向的影响传给埃克赫那顿之后的几代人。因此，即使摩西并非生活在埃克赫那顿时代，并没有受过他的个人影响，如果他只是古老北方祭司制度的一位追随者或一位成员，他所采取的这种行动仍然是可以想象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推迟那次出埃及的时期，使之更接近于通常所采纳的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但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们对摩西的动机的洞察便失去作用，那个国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促成了出埃及的提法也不再适用，第十九王朝的后继国王们建立了强大的政体。只是在那位持异端邪说的国王死后的那段时期，才有可能把所有的内外部条件都聚合在一起，这才有利于那次出埃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