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人类命运的焦虑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与诗的因素向来不是对立的，它是哈代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共同基调。两者在这一方面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不过，在后期的诗作中表现的焦虑更为明显，所显露出的悲哀更为深刻，悲剧意识也更为强烈了，就连戏弄苔丝的“众神的主宰”也不再过问人间了，如在《健忘的上帝》《除夕》等许多诗篇中，哈代认为控制人生的已经不再是“命运”，而是“偶然”了，上帝已经忘记自己所创造的受苦受难的人间，所以，对于人类来说，上帝即使活着，也已经是虚无的存在了。他甚至表现出尼采式的“上帝死了”的思想，如在《上帝的葬礼》一诗中，他认为上帝“被毫不妥协的、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因此，他在不理解社会罪恶根源和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的情况下，产生了人生、宇宙都已失去目标的更为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发出一种听天由命、悲天悯人的感叹，流露出一种对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悲剧命运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困惑以及“现代主义的创痛”。
1991年9月于杭大中文系
[1] 诺曼·佩奇：《托马斯·哈代》，伦敦，1979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