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断革故鼎新，学习西方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以增强自身力量，其内在动因，是从道精神的鞭策。
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能够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走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轨道，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从道精神分不开的。
2.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
看重和谐，崇尚中道，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在中国人看来，和谐是最高的理想，是最美的境界；行为适中，无过无不及，是最好的状态。这种贵和尚中的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贯穿从先秦到近代以至当代的文化发展历程。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思想家对和谐理论作了探讨。当时的探讨是将“和”与“同”两相比较而进行的，一般称为“和同之辩”。西周末年，史伯阐述了和谐思想的内涵和意义。他指出，不同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多样统一的状态，达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20]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是把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不同事物相互结合而达致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滞了。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进一步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以君臣关系为例阐明了“否可相济”的深刻道理。他强调：“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121]可否相济便是“和”。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