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教育，就是要培养和训练学生具有为社会、为国家所需要的各种“能”，这个“能”蕴含丰富，如智能、技能、才能、体能等。他还鼓励学生以“干”为手段，实干、苦干，达到获得各种“能”的目的。
转眼30年，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其中校舍一百多万，地皮七十多万。与同时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相比，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会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学的前列。这样的成绩，与他的“化缘兴学”功不可没。
南开采取的是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九人。校董就是南开的“财东”。
从张伯苓的言行中，后人们对其创业的艰辛，自然可以有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他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