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题
自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来,学术积累足以突破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卢梭问题的左右,重新发现卢梭的意义:生存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风格?他是启蒙的还是反启蒙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研究界在卢梭问题上为什么没有共同的话语?法国索邦大学的卢梭研究会(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诺(Tanguy L'Aminot)的领导下尽力收录各国研究,他们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义的卢梭,还是民族意义的卢梭?是现代学术化的卢梭,还是作为旧制度变革者的卢梭?
西方卢梭研究素来有英美与欧陆之分,英国人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该论断的背景是极权主义批判。罗素沿袭了伯克的观念,将法国人破坏传统的狂热归咎于卢梭,但罗素是否想过:革命派认同的为什么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法国人敬仰的难道就是卢梭,而不是卢梭的影子?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偏于道德评价,他发现《忏悔录》的作者表面坦率,内心狡诈,他抱怨病痛,是为博取同情,文辞间是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绘的那么糟。那么,卢梭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如何摆脱政治情感对研究者的不当影响?